法治是包含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在内的全方位、全过程的法律运作，而衡量法治效果的最终标准，是全体社会成员能够自觉依照法律办事，即根据法律规定应为而为，应不为而不为，这也就是通常所言的“守法”。同样，对于传统中国而言，虽然其“法制”不同于今日所言的“法治”，但是，思想家们同样认识到，没有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践行，社会秩序将无以维系，人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。所以，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，有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守法思想和守法理论，对之加以挖掘、传承并发扬光大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，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大致而言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，事关人们如何才能自觉守法的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观念：
一是民生富足。守法表明全体社会成员内心秉持着对法律的尊重、信仰和信念，然而，人们的思想意识又受制于其所在时代、地区的物质生活条件。当民众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时，奢谈自觉守法显然是痴人说梦。正因如此，在春秋时代，管子就提出“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的重要观点，认为人们只有在丰衣足食的前提下，才有可能遵礼节、守法度。相反，饥寒之下必生盗心，因为“饥、渴苦血气，寒、暑动肌肤，此四者民之大害也。大害不除，未可教御也。四体不掩，则鲜仁人；五藏空虚，则无立士”（《韩诗外传》）。所以，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的法律制度，只有在人们不因饥寒所迫、不因生活所累时才有可能被民众所拥护、支持。为此，要让人们拥有能够占有、支配并因而收益的“恒产”，“若民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”（《孟子》）。尤其是，如果在民生问题上存在严重不公，即所谓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亡立锥之地”时，则会引起民众的反抗。所以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“富民”是其根本，“公平”是其策略，人们只有在辛勤劳动的基础上拥有丰裕、幸福的生活条件，才有可能知晓礼义廉耻，也才可能遵守法律规定。在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伟大事业中，党和国家将民生作为法治建设的着力点，并将“人民幸福生活”视为“最大的人权”，此为社会主义法律在全社会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二是道德教化。“不富无以养民情，不教无以理民性”（《荀子》）。民众生活富足，是他们自觉守法的必要条件，但不是充分条件，在民生无碍的基础上，还要让民众多了解国家法律的规定，从而自觉依照法律行事。所以，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都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化，孔子甚至提出“不教而杀谓之虐”的警示。教化主要依凭的是道德，强调对“博爱”“德义”“敬让”“礼乐”“好恶”观念的宣传，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修身养性，提升道德水准并因而养成守法的习惯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内心的法律”，人们道德水准提升了，守法的意识也必然增强。在此特别有必要提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“孝道”。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，其意义不仅在于让父母老有所养，维持家庭的和睦与传承，同样重要的是，孝的提倡还有利于使人们行为谨慎，减少违法犯罪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所以“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，可谓孝矣。不亏其体，不辱其身，可谓全矣”（《礼记》）。如果一个人不顾及父母在堂，寻衅滋事，好勇斗狠，弄得遍体鳞伤，这就是不孝。所以孔子言道：“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（《论语》）可见，真正恪守孝道的人不会因自己的快意恩仇而使父母担忧，也不会因自己的无耻恶行而使家族蒙羞。
三是法律良善。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通过法律规范人际关系、调整社会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不二法门。然而，法律又有良法与恶法之分，据此人们也有守法与抗命之别。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”。只有法律优良，才能使人们尊重、敬畏以至信仰。所以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既有强调法出必行的观念，更有推崇法律优良的论说。如清代学者陈秉直言“律者，缘情准理，以服人心”，沈家本更将“根极于天理民彝，称量于人情事故”作为立法的准则。可见，优良的法律必须遵天理、依人情、顺民心、合世故。自然，良法很难有非常明晰的标准，古代思想家们只是提出了相对宏观的原则和理念，但是，他们也往往从反面说明什么样的法律不是良法而是恶法。从大的方面说，如秦始皇时期的法律“厚赋以竭人财，远役以殚人力”，导致人们穷苦不堪，以至于“尽为寇贼”（《白居易集》），小则颠倒时序、悖逆人情。老子尝云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，但正如清代王友亮在《书唐律后》中所言，这并不是人们真的就不怕死，而是因为恶法使得人人“无所措手足，乃悉忘其乐生之心，蹈死而不惧”。可见，法如不良，人们即无守法的义务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王安石“立善法于天下，则天下治；立善法于一国，则一国治”的名言，强调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。总之，只有法律良善，才能期待人们的信守与遵从。
四是执法严明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。”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、束之高阁，或者实施不力、做表面文章，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，做到“法立，有犯而必施；令出，唯行而不返”。管子有言：“有法不正，有度不直，则治辟，治辟则国乱。”只有法出必行，才能使民众对法律抱持敬畏之心，崇尚法律的权威，从而达到“刑期无刑”的效果。同样，法律的执行应当公平、公正，让人们在法律上受到平等的法律处遇，商鞅的“壹刑”主张，就是这种观念最好的写照：“所谓壹刑者，刑无等级，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、庶人，有不从王令、犯国禁、乱上制者，罪死不赦。有功于前，有败于后，不为损刑；有善于前，有过于后，不为亏法。”质言之，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，不论此前的功劳多大、善行多著，只要违反法律，就一概严惩不贷。虽然法家的这一主张常被人攻讦为“刻薄寡恩”，也与今日所言的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并不完全等同，但这种法不阿贵、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，正是法治的真谛所在。
五是官吏守法。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法律制定得再好，也需要由人去执行。由此，执法者的素质、能力，关系到法律能否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正确的实施，也因其“榜样”的作用而关涉到人们是否遵守法律、信仰法律。唐律虽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承前启后并号称“得古今之平”的法律杰作，白居易尚且感叹：“虽有贞观之法，苟无贞观之吏，欲其刑善，无乃难乎？”王安石也指出：“守天下之法者，吏也。吏不良，则有法而莫守”。有鉴于此，宋代真德秀将律己以廉、抚民以仁、存心以公、莅事以勤作为官吏任职的四大标准，并将断狱不公、听讼不审、淹延囚系、惨酷用刑、泛滥追呼、招引告讦、重叠催税、科罚取财、纵吏下乡、低价买物作为必欲除之的为官“十害”。实际上，加强对执法者、司法者的政治素质、道德水平的培养与提升，仍是当代中国推进法治事业的关键所在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法律的实施在于人。建设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，实现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，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。”对于执法司法人员来说，必须信仰法律、坚守法治，铁面无私、秉公司法。要按照政治过硬、业务过硬、责任过硬、纪律过硬、作风过硬的要求，教育和引导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工作者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做到忠于党、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、忠于法律。
（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