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书往往需要一股情绪支撑，就是一种不吐不快的灵感。我在写《你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》时，就有这种感觉。

　　那时，一批快递小哥办假证的案件引起我的注意。有的快递小哥需要骑摩托车，但是考摩托车驾驶证需要几千块钱、花几个月的时间，为能尽快上岗、方便加油，他们就办了假证。一些快递小哥因涉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被抓，但他们没有其他违法行为。对此，我们研判之后，立即启动紧急调研，出台规范性意见，区分情况，集中对一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，为快递小哥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保障，并制止了机械执法抬头的态势。

　　这些案件不算惊天动地，却让我感慨良多。那段时间，不仅是我，整个司法语境都在讨论常情、常理和常识的问题，也就是研究如何能够避免机械执法，体现司法的同理心和人性化。机械执法，表面上提高了司法效率，但是会增加社会对立面，减损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。只有对机械理性的执法方式倾注情感，才能为法治注入生命。

　　虽然这批案件已办结，但我想，只要这种机械执法的理念还在，就会有类似的案子不断冒出，为此我写了《你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》这篇文章，并最终扩充为一本书，目的在于传播人性化的执法理念。

　　这本书和这个理念后来之所以能被广为流传并产生一定反响，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原因。一是公众对法治有更高期待，如一些犯罪有不得已之处且容易引起共鸣，因此当事人和公众希望司法机关对此有所理解和体谅，如果我们不顾这些社会问题，就很容易产生机械执法，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冷感。二是检察官对自身有更高的要求，要以一颗同理心来权衡法理情。三是新的共识正在逐渐形成，如人性与理性的结合，永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性，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能以牺牲效果为代价，等等。

　　写书源于我坚持日常写作，已形成自我规律——每周4篇，每年200篇左右，不管多忙，雷打不动。其中的文章会作为一个年度主题进行连续创作，比如刑事检察、轻罪治理、刑事出庭、司法与算法、司法与管理等，然后每年形成一本像《认罪认罚50讲》那样相对来说专业性、实用性较强的作品，相当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教材。

　　包括《你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》在内，迄今为止，我已写了《检察再出发》《法治无禁区》等8部实务作品。很多时候，写作对我来说不全是乐趣，也有压力，感到开心的是，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，帮助别人解开一些心结，激发大家对一些问题的关注。尤其看到一些司法理念真正被他人接受，并应用于司法实践，感觉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