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文帝年间，一名慌不择路的百姓，一位震怒的帝王，一位刚正的廷尉，共同演绎了中国司法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。《史记》中仅百余字记载的“犯跸案”，虽历经两千余年，至今仍是“法信于民”的经典实例。

　　此案的审理者张释之，堵阳（今河南省方城县）人，家资丰厚，捐官做了骑郎，此后历任谒者仆射、公车令、中大夫、廷尉等职，案发时正担任廷尉——汉代中央最高司法官。一日，文帝出行经中渭桥，一名百姓突然从桥下跑出，惊扰了天子车驾。文帝命人将其抓捕，交张释之审理。这名百姓受审时辩解称，自己听闻道路戒严后躲于桥下，久等以为车驾已过，出来撞见后慌乱逃窜。张释之依当时律法，拟对其判处罚金。文帝对此颇为恼怒，认为判罚过轻：“幸好我的马脾性温和，若换作其他马，岂不摔伤我？”面对皇帝的质疑，张释之沉着回应：“律法是天子与百姓都要共同遵守的准则。律法已规定此类行为的处罚办法，若随意加重处罚，律法便失了公信力。况且廷尉为天下执法准绳，一旦偏颇，各地执法必随之轻重失度，百姓将无所适从。”文帝沉思良久，最终认可了张释之的判罚。

　　文帝的恼怒并非单纯源于对自身安危的后怕，更不满判决未彰显“侵犯皇权”的特殊性，意在借重罚彰显皇权威严。而张释之面对的问题，实则是“成文律法”与“皇帝意志”的博弈。他的谏言暗藏两层深意：一是“法者，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”，也就是说，不仅仅是天下的百姓应当遵守律法，皇帝也不例外，既然如此，案件的判罚就不能随皇帝的意志而随意改动。这种观念在当时颇具超前性，与商鞅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的理念一脉相承，凸显了律法的普遍性。二是“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”，意即廷尉执掌天下刑狱，其判罚关乎整个司法体系的公平，不可有丝毫偏私。

　　从这桩案件的最后结果来看，张释之不仅充满智慧，也无比幸运。文帝深思后肯定了张释之的审断结果，可以说这是最高权力者的让步，既让步于成文律法，也让步于司法公正。张释之的勇敢、智慧与文帝的仁厚、克制，共同铸就了“法信于民”的千古佳话，也彰显了“法律稳定性”与“皇权自我克制”之间的微妙平衡。

　　从此案中可清晰窥见“法信于民”的实现路径，其核心在于两点：第一，律法须公开、稳定。摒弃“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”的神秘主义，让百姓明晰律法边界，方能建立信任；若朝令夕改，百姓无所适从，律法的公信力便无从谈起。正如张释之审理“犯跸案”时所依据的正是当时已公开颁行的成文律法，而非任何隐秘的内部规定。唯有在公开与稳定的双重保障下，法律才能真正赢得民众的信赖。第二，执法须公正、一致。无论身份尊卑、地位高低，都应一视同仁、同案同判，张释之在“犯跸案”中，凛然驳回文帝的重罚之意，坚持依律法判处罚金，正是执法公正的生动体现。

　　重温这段历史，其蕴含的法治精神依旧闪耀。张释之的司法智慧，与现代法治“预期可能性”原则、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主张的“法的安定性”理念不谋而合。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征程中，先贤的智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。法律的权威，源于人民的信任；司法的尊严，在于每一起案件的公平正义。唯有每一位司法者秉持“天下之平”的信念，每一份权力都恪守法律边界，张释之所期盼的“法信于民”，方能真正实现。